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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玲:从“华夷之辨”到“天下一家”
发布时间:2021-11-19来源:最新无码人妻在线不卡 访问量:

宋玲:从“华夷之辨”到“天下一家”


2021年11月19日,最新无码人妻在线不卡副院长宋玲教授在《学习时报》A7版发表了题为《从“华夷之辨”到“天下一家”》的重要文章。《学习时报》是中共中央党校主办,面向全国,服务全党,以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,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。宋玲教授在文章中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流变史,剖析了历史上人们立足对“华夏”“夷狄”“内外”等诸核心概念及其关系的不断诠释,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强化,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民族国家的史实;并深刻揭示了从“华夷之辨”到“天下一家”,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,乃是历史的归宿和必然的真理。

在中华民族悠悠历史长河中,“夷夏之辨”(或称“华夷之辨”)素为儒家王道传统的核心命题之一,是中华民族塑造民族精神、安顿天下秩序、构建文明世界的重要理论工具。正是在对“华夏”“夷狄”“内外”等诸核心概念及其关系的不断诠释上,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得以强化,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。

(一)

“华夏”“夷狄”“中国”等概念,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去理解和诠释。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历史性,故而又具有较大的包容性。

最初的“华”“夷”,基本上是一个地理概念,不涉及名教伦常、道德水准或者文明发达程度,“华”“夏”实为一义。而华夏在地理上的意义,则是处于“中国”,这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西周成王时代的青铜“何尊”铭文上表达得至为清楚:“余其宅兹中国,自之乂民。”这里的“中国”,只是表明相对于其他部落,特别是夷狄而言,其位于中央。而夷狄,亦复如此,古籍中又有“四夷”“九夷”之说。夷狄乃居于华夏四周的部族,其中最大的,莫如最初居于海滨的“东夷”。

与地理概念相联系,夷夏又是一个族群或者说是种族部落概念。“四夷”“九夷”都可以说是夷狄部落的概称或统称,而“华夏”也是一个逐渐汇集起诸部落的部落联盟,最初也不一定居于“中国”,而是与夷狄杂处,后来因其文明程度逐渐提高,占有了“中国”之地,逐渐形成“华夏居中国,四夷处四裔”的局面。当华夏世居“中国”之后,华夏共同体意识自然更为深化,于是“内其国而外诸夏,内诸夏而外夷狄”的秩序观念也应运而生。乃至严夷夏大防,真正的“夷夏之辨”就此产生,这个秩序观要求夷夏各守彼此地域和部落疆界,这就是所谓“裔不谋夏,夷不乱华。”

一旦此疆彼界相对固定下来,夷夏之辨就逐渐逸出地域与族群范围,在彼此的生存竞争和部族斗争中,“夷”“夏”二词,就带上了强烈的政治和伦理色彩。特别是在春秋战国,因为夷狄乘着诸夏礼崩乐坏之际,交相侵扰华夏。由此,夷夏之别,乃成了文明与野蛮、进步与落后,乃至善良与邪恶之分了。对于诸夏而言,虽然因国有大小强弱,存在“事大字小”的差别,弱小的国家对大国需要“事大”,而强大的国家对小国怀柔保护“字小”,但这样的关系,仅存在于“诸夏”之中,对夷狄则不适用,因为夷狄是不在“文明圈”之内的。所以公元前587年,鲁成公访问晋国,未获礼遇,归来怒而欲和楚国交好时,其正卿季文子就劝阻成公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楚虽大,非吾族也,其肯字我乎?”这就很明显地看出,在当时的诸夏之一鲁人看来,楚国虽强大,但依旧是夷狄,即便诸夏再弱,也是不能与楚国这样的夷狄“主中国”的。

“华夷之辨”最初是不带情感色彩的地理和种族部落的区分,但随着诸夏内部的礼崩乐坏和夷狄的不断入侵,为保存华夏文明,诸夏刻意提出带有伦理道德含义的“华夷之辨”,于是最初不带感情色彩的区分,逐渐具有了道德和政治的含义,乃至这种含义最终掩盖了“华夷之辨”的本义。不过也正因为如此,使得“华夷之辨”带上了可变的、相对的色彩,成为一种关涉理想秩序的经典言说。

(二)

夷狄固然与华夏有诸多不同,如种族、血缘、语言、地域、风俗、习惯等,但严格地讲,除了种族与血缘乃先天不变之外,其余一切,都是处在变动中的。而华夏引以为傲的礼乐文明,恰恰与种族、血缘没有必然的联系。是以华夷的关系也不可能一成不变。即便“严夷夏大防”最有力的《公羊传》,也依旧关注华夷转变的问题,在秉持“内诸夏而外夷狄”的立场下,它赞许、褒扬夷狄之邦的点滴进步。

公元前519年吴国打败楚国和六国联军的鸡父之战,在申明“不与夷狄主中国”之义后,《公羊传》紧接着又提到“然则曷为不使中国主之?中国亦新夷狄也”。作者此语无疑是沉痛的。他固然想以诸夏“中国”为本位,但是现实情形恰恰是作为“中国”的顿、胡、沈、陈、蔡、许之师,无力抵御吴师来袭,他们必得依附于同样被视为“夷狄”的楚国且得接受其指挥,方才能与吴一战。即便如此,在此战中,依旧不堪一击。这六国实力既不足,道义亦有亏(背王附楚),于是便有“中国亦新夷狄”之论。东汉何休同样是从纲常伦教角度来探讨华夷之变的,“中国所以异乎夷狄者,以其能尊尊也。王室乱莫肯救,君臣上下败坏,亦新夷狄之行。”

由此可见,华夏并不永远是华夏,夷狄也不是永远为夷狄。判断华夷的标准,早就不是血缘和种族,而是看其是否能推行道义,是否恪守君臣父子这一套西周以来已经成为共识的“亲亲尊尊”的伦常秩序。吴国虽然在这次战争中依然被视为“夷狄”之邦,但在《春秋》中,仍能作为主语,且以主角的身份,出现在了这一条历史记录中,原因就在于“吴少进也”。所谓“少进”,就是说吴国比起野蛮的夷狄,已经稍有进步。它已经略懂君臣上下之分别,光明正大地宣战和媾和,向善驱恶,进于由夷向夏的转变过程中了。

其后的孔子,同样在礼乐教化这个层面上来区分华夷。他哀叹华夏诸国礼崩乐坏的局面,感慨道:“夷狄之有君,不如诸夏之亡也。”就是说连夷狄这样文化落后的国家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样子,而中原诸国反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。实际上是对华夏文明“倒退”发出的忧愤之辞。而观“孔子欲居九夷……君子居之,何陋之有?”在孔子那里,“夷”已经不再是鄙陋野蛮之谓,该句中的“君子”,固然可以理解为夫子之道,但释为九夷之地有君子,也未尝不可。总之在道德层面上,夷狄是可以转化为中华的。

孟子接续了孔子“华夷之变”的观念,他说过一句名言:“吾闻用夏变夷者,未闻变于夷者也。”华夷之别终究有道德礼教和文明程度之别,而其发展的最终趋势,只能是文明战胜野蛮,道义战胜强力。孟子身处战国之际,他岂能不知多少文明国家沦丧于夷狄之手?但是他说的“用夏变夷”,不是一个历史或者现实判断,而是一个价值判断,“夷”“夏”纯粹是从价值观上来说的。

因此,春秋战国之后,人们再谈到夷夏之辨,极少是从血缘与部族着眼的,且通常都持一种动态的眼光来对待。但凡以茹毛饮血、腥膻污秽等词目夷狄者,基本上都是在民族矛盾非常尖锐之际、服务于政治军事斗争之需,才祭起“严夷夏大防”之旗。一旦形势缓和,“夷夏之辨”也就自然归于岑寂。

夷夏之别不构成中华各民族内部的矛盾,其理论内涵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,即已经由种族转向了文化,且夷夏总是在变化中存在的。唐代韩愈对此归纳得最为清晰,他说:“夷狄入中国,则中国之,中国入夷狄,则夷狄之。”再一次重申,华夷之辨绝非血统上的区别,而是文化上的差异。即便血缘上并非华夏一族者,若能讲求礼义,践行文明,能成为中华,反之亦然。

(三)

既然华夷的区分并不绝对化,且时刻处于变动当中,这就意味着华夷融合,乃是历史的必然。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,最后就是“著治太平,夷狄进至于爵,天下远近大小若一”。所谓“进至于爵”,即是说夷狄和华夏一样,都平等共享文明的成果,华夷秩序晏然。而所谓“天下远近大小若一”,就是超越了一种一族的界限,而成就民族大团结,天下一家。应当说,这是传统“公羊三世说”构建的理想秩序观,并非历史实况,但此理论却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。此后历朝历代治国理政者,对待“华夷之辨”,总体的倾向是搁置争辩而提倡“天下一家”,并且认为只有秉持此种观念者,方能彰显圣人之治。《礼记·礼运》有言:“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者,非意之也。”亦意在消弭民族畛域。

故古往今来,善于治国理政者,皆能善用“夷夏之辨”,担任好“夷夏共主”的角色。如唐太宗即宣称:“自古皆贵中华,贱夷狄,朕独爱之如一。”正是在这种天下一家的夷夏观的指引之下,唐朝实行了颇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与法制,唐太宗本人也不仅仅被华夏之人奉为天子,同样为四夷藩部奉为“天可汗”。此后的辽金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,其天子同样注意平衡华夷,即便未必能够取得成功,但是从未停止在这方向上的努力。

至明清,治国理政者更是将“天下一家”“王者无外”这种精神意识发挥到极致,统治者不仅仅要担任本部族的首领,还要当天下人的“共主”。明朝建立的东亚朝贡体系,即是这种意识的产物。而清朝虽以居于一隅的地方部落取代明朝入居中华,但同样继承了明代的天下观。当汉人以狭隘的“华夷之辨”来质疑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时,清朝皇帝不惜对整个历史上的“华夷之辨”进行细致检讨来反驳之,这在雍正皇帝的《大义觉迷录》一书中表现得最为明显。针对汉人提出的“夷狄为禽兽,满洲为夷狄,明亡清兴乃夷狄篡窃”等一系列论点,《大义觉迷录》的主要结论就是:夷狄只是地理籍贯,版图决定了华夷分野;华夷之别最根本在于人伦、在君臣大义,而不在于种姓部族;华夷同秉阴阳之气,皆得应运而兴;为政之本在德,不在华夷之别,得民心者得天下,明亡清兴,在于明之失民心,并非夷狄篡窃,相反清作为夷狄,得华夏之民心,方能得天下。应该说,雍正皇帝在《大义觉迷录》中对论者针对其私德和私生活的指摘,虽有强词夺理欲盖弥彰之嫌,但是就“华夷之辨”这个问题,回答得可谓有理有据、晓畅明白。事实上,雍正皇帝的这些结论,都不是他个人的创造,而是“华夷之辨”在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,形成的为广大人民普遍接受的主流观念,雍正皇帝只不过是将这些观念集中表达出来,并无新意。

清朝统治者深知,论血缘、种族,他们自然难以“中华”自居,唯有诉诸伦理道德、文化因素,方能消弭狭隘“华夷之辨”给他们带来的困扰,故而他们有意识地用夏变夷,最终成为天下的共主。也正因为如此,清代在开疆拓土、团结部族,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,作出了历史性贡献。可以说,从“华夷之辨”到“天下一家”,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进,乃是历史的归宿和必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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